(一)
或臨崖傍水，或在水行舟。
閩東山河的主色調大都是青綠的，即所謂青山綠水。
福安更是如此，也因為給它的排位是閩頭浙尾，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標志便是鷲峰山脈，夾雜于太姥山脈與洞宮山脈之間，從北而來，如一個矯健的登山運動員，一路拾階而下，向南奔往春暖花開的大海。而一路依偎著鷲峰山脈的則是長溪，她如窈窕淑女，朝霧夕嵐，芳顏疊翠，婀娜多姿間，曲流百折如風吹羅帶，經(jīng)賽江，義無反顧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藍。
一路開疆拓土的長溪兩岸便是狹長的谷地，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沖刷中，成就了一塊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，民間俗稱：板洋。早期有可能產(chǎn)竹子，又稱：竹坂里。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樹，香飄四溢，也稱：桂香山?！疤寡蟆钡恼酱迕麆t出現(xiàn)在1762年官修的《福寧府志》。
一抹秋陽把這條流經(jīng)的坦洋溪照得透綠。
農(nóng)耕時代，水運便是高速公路。那時，長溪水系溪河密布，皆可行船，沿溪村莊都有碼頭。坦洋的碼頭就在真武亭橋下，雖然現(xiàn)在已是水平面下降，只象征性系泊著一艘烏篷船，但在那時卻是可以駛著1噸左右的小溪船，裝載著貨物，從坦洋碼頭出發(fā)，運到社口的溪口村，再沿長溪干流順溪而下，朝發(fā)夕至賽江碼頭，過駁出洋。
南方有嘉木。這樣的青綠山河，必定藏著奇珍異葉。
人類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植物而生存。因為植物，文化和文明誕生了。因此，植物的機遇也是一種文化的機遇。
坦洋也因為一片樹葉的枝繁葉茂而迎來了機遇與挑戰(zhàn)。
明朝，是中國歷史上最詭異的朝代。農(nóng)民出生的朱元璋不僅是權術大師，而且是中國最懂茶的制茶大師。從某種意義來說，沒有他的“廢團改散”與“廢蒸改炒”詔書，或者就沒有了后來的“工夫茶”。
在他執(zhí)政的第四年，第一次將茶貿(mào)與政治掛鉤。
自唐宋以來，茶葉一躍成為國家戰(zhàn)略物資。邊遠的夷族需茶，中原文明缺馬?！氨说貌瓒鴳严蝽?，我得馬而壯軍威”茶馬貿(mào)易由此成為中央王朝掌握華夏邊疆地區(qū)的命脈。
1371年，也就是明洪武四年，朱元璋執(zhí)政才四年，他便在戶部設置"茶課司"與"茶馬司"，確定以陜西、四川茶葉易番馬，于是在各產(chǎn)茶地設置茶課司，定有課額。明代的茶馬政策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，成為"制服西戎之術"。
也就在這一年的八月，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，茶香與桂花香成天作之合，桂香茶由此得名。
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叢林中發(fā)現(xiàn)一株神異的古茶樹，它可以從清明一直采到白露，時歷三春，平均畝產(chǎn)鮮葉近七百斤。因為這種茶樹葉大如菜葉，所以當?shù)厝司头Q為“坦洋菜茶”。于是在那年開始，“坦洋菜茶”在這個小村落的溪流兩岸蔓延。
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，朱元璋體恤民情，認為唐宋制作龍鳳團茶為貢茶，制作程序太過繁雜，費工費財，卻只能喝那么一點點茶，勞民傷財，于是下詔罷造團茶，改革制茶技藝。
那時，朱元璋的兒子朱權也是個品茶大家，他助力父皇推廣制茶新工藝：“廢團改散”與“廢蒸改炒”，即把團茶變成散茶，把蒸青法改為炒青法。以烘焙團揉方式制茶;而在泡法與茶具上，喝茶的工具從碗變成杯，熱水沖進茶壺里，茶葉在壺中閃展騰挪，葉瓣的舒展，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。
唐宋時期的“煎茶”“煮茶”和“點茶”的飲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錦，散葉茶回歸質樸，撮泡法亦日漸流行，而“工夫茶”便以撮泡法為主，也因此成就了“工夫茶”在明清走向鼎盛。
撮泡法成為主流，身在中國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來了升級版的新貴。
從地圖上看，12.4萬平方公里的東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綠的茶葉。茶之于閩粵也如這片嫩綠的茶葉一樣，已是葉脈相連。
北宋的時候，在閩粵交界處，有個地方叫饒平，潮州人非常喜愛福建武夷的烏龍茶，因此閩粵茶商便在此交易。交易時，彼此用小盅來品茶鑒定制茶之工夫、泡飲之工夫，“工夫茶”一說就在這地方叫開了。因此，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閩粵是個大概率的說法。
關于工夫茶的緣起，有閩粵之爭，但較為完整的說法應該是：源于福建，盛行于閩南、廣東潮州和臺灣乃至東南亞一帶，并由此形成閩式、潮式和臺式三大派系。
福安坦洋工夫雖算是后起之秀，但福安茶史其實也大部和中國茶史同頻共振。
茶葉在商周時期，由于限量生產(chǎn)，還屬于貴族的享受。到了兩晉北朝，茶才開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現(xiàn)在文人雅士的聚會中。只有到了隋唐，茶葉在四川大規(guī)模種植，茶不再是顯族的獨有，而進入尋常百姓家。
無獨有偶，1972年，在福安一個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個墓葬，券頂磚上刻有“大業(yè)三年”字樣，也就是隋煬帝執(zhí)政第三年。在出土的隨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。福安有1400年的飲茶史就這樣坐實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這一年隋煬帝為了打通西域，派出裴矩為黃門侍郎，常住張掖，主持與西域的聯(lián)系，兼管與西方各國的通商往來，而裴矩撰寫的《西域圖記》三卷，記載著以敦煌為總出發(fā)點，到地中海的三條大道，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達伊朗、羅馬等西亞、歐洲各國。這便是后來的絲綢之路。到了唐代，茶葉與絲綢、陶瓷一并成為絲綢之路的主角，一路高歌，經(jīng)由阿拉伯人到達西歐，以及借由蒙古人到達俄國。
在中國歷史上，唐宋人的文化品位、生活質量恐怕是世界地標。像喝茶，也非常精細繁復。
到了唐朝，喝茶以烹煮為主，以蒸青方式處理茶葉，烘焙碾碎，研磨后篩濾成粉狀，放進容器里保存，然后煮水放進鹽巴、生姜調味去苦味。
唐時的福安人則將飲茶叫為“食茶”。那時，福安的茶品也即為蒸青餅茶和蒸青緊壓團茶。所謂的餅茶和團茶，即是將茶葉碾成細末，加上油膏、米粉制成。要喝的時候，和著蔥、姜、橘皮、薄荷、棗及鹽等調料，再烹煎食用或湯飲，故有“食茶”一說。
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講究。唐人該有的工序一樣都不少，還多加好幾道工序。他們將茶葉壓縮制成團，然后再取下茶葉烘焙磨粉，將茶葉研磨的更細致。唐人多把茶葉加入水中煎服，而宋以后則燒開水后再注入茶葉。北宋貢茶“龍鳳團茶”更是裝飾極致，茶餅上印有龍鳳形的紋飾則是用純金鏤刻而成。
1986年，在蘇陽村先后出土了兩塊專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窯黑釉兔毫盞殘片?？梢韵胍姡菚r的福安人也有了點茶、斗茶?！捌呦?，乞巧。是日俗以桃仁、米糕點茶”(明萬歷《福安縣志》)。
到了元明時，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統(tǒng)治者與中原農(nóng)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歡這種過于精細委婉的茶文化。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沒有能力和時間品賞。他們更喜歡的是新工藝制作的條形散茶。于是，散茶漸漸融入中國人的生活。
元時福安，也出現(xiàn)了沖泡茶，茶香也隨之在里巷漫溢。這一簡單直接粗暴的飲法改革，激發(fā)了民間對茶葉的大量需求，種植面積隨之蔓延，依山傍海、山河青綠，鷲峰山脈、長溪兩岸優(yōu)越的自然條件更是成了東方神葉的種植天堂。
到了明萬歷三十六年，也就是公元1608年，按謝肇淛游歷閩東后所著《長溪瑣語》所記：環(huán)長溪百里，諸山皆產(chǎn)茗，山丁僧俗半衣食焉。隨著量的增加，福安的茶質也得到提升，得到朝廷的垂青，福安的貢茶時代來了。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間，明嘉靖版《福寧州志》記載：福安縣常貢芽茶67斤8兩，葉茶50斤9兩。
一個地方產(chǎn)業(yè)的興起必定是和它的經(jīng)濟基礎相關聯(lián)。
經(jīng)過康熙、雍正兩代皇帝的勵精圖治，到乾隆接手時，康乾盛世達到了真正的頂峰。人民安居樂業(yè)，人口達到1.5億。國庫存銀從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萬兩，到乾隆三十九年則增長到了7390萬兩。但這期間，歐洲已經(jīng)開始工業(yè)革命，而大清王朝的財政收入依然靠農(nóng)業(yè)和手工制造業(yè)。茶葉的貢獻更是大宗。
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黃金海岸。清乾隆中期，福安的商業(yè)經(jīng)濟隨之起舞。不僅商貿(mào)市鎮(zhèn)在長溪兩岸星羅棋布，而且水運碼頭鎮(zhèn)鎮(zhèn)不缺。隨著水運交通的崛起，早期的商幫也應運而生。他們在各市鎮(zhèn)碼頭將土特產(chǎn)品裝上船舶，出白馬門，或北上溫州、寧波，或南下省城福州。他們用轉手的差價利潤再采購家鄉(xiāng)所需。福安會館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。商人、商船、商幫與會館，一條成熟的茶貿(mào)流通鏈已然形成，實為坦洋工夫的后繼勃發(fā)歷練了一支見多識廣、人脈通達的營銷團隊。
康熙元年(公元1662年)以后，英國人捷足先登，于1644年將福建茶葉運到英國。英國政府為了保證國內(nèi)有一定量茶葉庫存，便令東印度公司在廈門設立商務處，組織閩茶運回英國?？滴醵?1684年)海禁開放后，茶葉輸出逐漸增多，促進各地開荒種茶，茶葉生產(chǎn)得到快速發(fā)展，手腳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趕上了開荒種茶的熱潮。
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，清政府規(guī)定“遍瑜香船，嗣后口岸決定于廣州”，同時還規(guī)定茶葉出口只能茶商行代辦，禁止民間交易。由于福安水路可通達廣州，茶葉運銷對遠銷有利。頭腦靈活的坦洋人，紛紛改開荒種茶為試制新茶，開設茶莊，做起茶行的生意。他們以“坦洋菜茶”為原料，細制桂香茶，打開國內(nèi)外市場。
1850年正月丙午日，道光皇帝去世，他的第四個孩子愛新覺羅· 奕寧繼位，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號咸豐。
在這一年，中國的茶界發(fā)生了兩件大事。
這一年，英國倫敦舉辦首屆世博會——倫敦世博會，長期在江浙滬經(jīng)營茶葉、絲綢的廣東籍商人徐榮村寄出12包“湖絲”參加展覽，經(jīng)博覽會評定，公推為第一名。維多利亞女王賜金、銀獎牌各一面，并賜贈“翼飛洋人”執(zhí)照一份，允許“湖絲”進入英國市場。這是中國產(chǎn)品首次在世界博覽會上取得金獎，1853年之前，中國茶出口的茶葉主要是紅茶和綠茶，并由廣州口岸輸出，廣州茶商控制了閩茶貿(mào)易。因此，由廣州茶商帶到這屆世博會亮相的白毫茶、工夫茶和烏龍茶實為出自武夷山。《英國倫敦第一屆世界博覽會評獎委員會報告書》如此記載：“中國茶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，品種齊全，品質卓越，含有罕見的和昂貴的成分，還具有不小的科學研究價值……展出的各種品種的白毫茶，有一些能賣到50先令一包……工夫茶或寧陽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場。烏龍茶在加爾各答(印度城市)是最好的飲料?！?/p>
這一年，“茶葉間諜”英國人羅伯塔·福瓊從武夷山桐木關帶走23982株茶樹苗、17000粒茶樹發(fā)芽種子、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國茶師，通過海運從福州、廣州、香港到達印度加爾各答，這才有了后來中國紅茶的強勁對手：印度、斯里蘭卡紅茶產(chǎn)業(yè)。在此之前，全世界的茶葉生產(chǎn)幾乎都是中國壟斷，而茶種與制茶技術也是常年封鎖，不準出口。此后，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葉，羅伯塔·福瓊開始污蔑中國茶有毒添加，中國茶在國際市場走向衰弱。
1851年，對中國茶界來說是個喜憂參半的年份，但對坦洋菜茶來說卻是開天辟地的好年份。
明洪武四年(1371年)，當?shù)夭柁r(nóng)將在野生叢林中發(fā)現(xiàn)的那株神異的古茶樹母本原株移到家園中，經(jīng)悉心培育分離選育出有性群體小葉種，即“坦洋菜茶”。在一般條件下，“坦洋菜茶”三月中下旬萌芽，四月上旬開始采摘，全年生長期220天，枝繁葉茂萌發(fā)四至五輪次。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點令福安茶鄉(xiāng)遍蒔小葉種菜茶。制工夫紅茶，條索緊結細秀，色澤烏潤，香氣清高鮮爽，滋味醇和甘甜，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。
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，那么，坦洋工夫的創(chuàng)制與崛起也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。關于它的創(chuàng)制有兩個版本：
一說是清朝乾隆版。
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、施姓、王姓、吳姓和郭姓等，他們將細制的桂香茶通過水運通達廣州，銷往海外市場。期間，胡氏家族不僅在明末清初趕上了開荒潮，在坦洋周邊開辟了許多茶園，而且研制新茶，開設茶莊，做起了通過海運到廣州的茶葉生意。有一年，胡氏第四代——胡福四(1722—1791)在前往廣東探親途中發(fā)生了意外，與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，胡福四死里逃生，遇一過往船只搭救，這船的主人是一對母女，恰巧是廣東某英商洋行買辦的眷屬。買辦得知胡福四來自茶鄉(xiāng)，便告訴他英國人喜歡喝紅茶，或許是為了下一步的合作，買辦把發(fā)酵紅茶、加工紅茶的技術教授給了他，并囑咐他返鄉(xiāng)后如果能做得出來，便可運抵廣州，由其洋行銷往英倫。胡福四回村后，立即以本村的“菜茶”為原料，將買辦教他的紅茶制作技術反復改進，終于制造出一種風味獨特的紅茶，因為其制作工藝繁雜，要花時間、見工夫，他便把它命名為“坦洋工夫”。
另一說便是1851年的清咸豐版。
這一年，也是胡氏茶商外出，在一客棧遇見一位建寧茶客身患痢疾。
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，加生姜、紅糖泡沖為藥，叫那人服下，即康復。
感激之余，建寧茶客即與胡氏結拜為兄弟，并傳他來自崇安桐木關的“正山小種”的自然萎凋、手工揉捻、室內(nèi)發(fā)酵、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藝。后胡氏以坦洋菜茶為原料，制作工藝如法炮制，更有所創(chuàng)新。更因頗費工夫，胡氏有感而發(fā)，稱之為“坦洋工夫茶”，其產(chǎn)制的茶莊便是后來赫赫有名的“萬興隆”茶莊。
這一說法，我們在陳宗懋教授主編的《中國茶經(jīng)》得到了佐證：“產(chǎn)于福建崇安(今武夷山市)星村鎮(zhèn)桐木關的小種紅茶稱‘正山小種’”;而“外山小種”指的是政和、坦洋、屏南、古田、沙縣及江西鉛山等地所產(chǎn)的仿制正山小種品質的紅茶，或稱“人工小種”。
就這樣，以坦洋菜茶鮮味做原料生產(chǎn)出來坦洋紅茶，在萬興隆茶莊的包裝下，最早以茶標“坦洋工夫”運銷荷蘭、英國、日本、東南亞等二十余個國家與地區(qū)，年創(chuàng)收外匯茶銀百余萬元。而它特有的鮮紅呈金邊的湯色，則開啟了一段閩紅的傳奇。
一時間，坦洋商賈滿鎮(zhèn)，而茶船則遍于長溪，一溪流水香。
(二)
每年二月初二，“土地福”剛過，手腳利索的吳庭元便乘船從坦洋出發(fā)，趕往設在福州蒼霞洲的“元記茶?！?，向老客戶收取茶銀定金。等到當年的春末秋后，再給客商發(fā)去一船船“坦洋工夫”茶。
那時，銀元是用桶裝的，每千塊銀元裝一桶。幾十擔茶銀用船運送，進入黃崎港后，沿長溪逆流而上，直達社口的溪口碼頭，再雇挑夫從陸路挑回坦洋。那時，坦洋有民謠唱著：銀桶比冬下的番薯擔還多。
吳庭元將收取的茶銀第一次運回時，一隊挑夫挑著銀元桶，穿過熱鬧的坦洋街，迎著的都是一張張喜悅的笑臉，聞著的都是“吱呀”的扁擔聲與“嘖噴”的稱贊聲。而在吳家大宅里，吳庭元的老母親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銀元，還以為兒子當了劫匪，心都要跳沒了。
銀元多了，自然招來匪患。坦洋街有70多家財主。為了保坦洋平安，豐泰隆茶行老板、武舉人施光凌獲福安知縣特許籌辦團練。施光凌身先士卒，多次擊潰山寇。清末民初，到了吳庭元繼承祖業(yè)時，社會更是動蕩，吳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組織村民自衛(wèi)，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墻，每道柵欄門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樓，12座炮樓環(huán)繞坦洋周圍。武裝自衛(wèi)隊最多時有360多人?！疤寡蠊し颉钡氖紕?chuàng)家族——胡氏家族，經(jīng)營著25家茶行，是坦洋開設茶莊最多的家族，因此，殷實的茶資和顯赫的茶界大佬地位，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資巨大：胡氏大院高墻連接著兩座炮樓，防護門、彈藥庫、糧倉和秘密水井樣樣俱全，易守難攻。
1903年，“坦洋工夫”正火。接下父親吳步云、叔父吳步升的茶葉生意，吳庭元打出一連串的“組合拳”：在坦洋開起了“元記茶行”商號;在福州開設茶棧，掛英國人的牌照，專接老外的生意;在香港注冊“元記”商標，用自己頭像做LOGO，凡“元記茶行”茶品都會貼上中英文“元記”商標。這樣的營銷手段，發(fā)生在1907年，開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，放到現(xiàn)在也不落后。
吳庭元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，那是因為他在坦洋街上擁有鋪面36間，伙計百余人，茶山4座，精制茶廠1家，揀茶工、制茶師傅兩三百人，年產(chǎn)精制“坦洋工夫”2000余件、200多噸，遠銷英國、俄國等地。
接下祖業(yè)的那一年，吳庭元才20歲。少年得志，便成為閩茶界之巨商。
從1851年坦洋人創(chuàng)制紅茶開始，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設立福海關，三都澳便成為閩東茶區(qū)天然的航運中心。從賽岐港啟運的茶葉不再走飛鸞嶺官道，而是到三都澳過駁，經(jīng)過6個多小時的航程，直達福州口岸，再出口歐洲。
早期，福建茶區(qū)產(chǎn)的茶都是貢茶，衙門不發(fā)茶引(指運銷執(zhí)照)，不許外銷。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區(qū)購茶。后來，中國與各國通商，但清政府禁止茶葉從海路出口，閩茶只能水陸兼程，運入江西，再輾轉廣東，由廣州十三行進行收購，再轉口出洋。行程1450多公里，耗時近2個月，其運輸成本與苦累可想而知。
1899年，福海關的設立，閩東茶葉到福州比到廣州的貨價至少可以下降25%，運輸時間也大為縮短，這令“坦洋工夫”出口銷量倍增。隨著財富水漲船高，茶區(qū)家族興旺，茶商南來北往，坦洋茶街迎來了它的高光時刻。
那時的坦洋茶街上，最靚麗的是茶商家的女孩。穿著旗袍與時裝，打扮時尚不亞于大都會。她們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，引來各地茶商回頭追光。長達一華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，主人大多為本地人，也有外地的茶商。僅雇工就有3000多人。外姓的大量遷入，人口猛增，市井興隆。
坦洋茶行規(guī)模最大的也是元記茶行。后面依次是宜記茶行、福奎茶行、冠新春茶行、裕大豐茶行等。茶行都是臨街的鋪面，房內(nèi)有寬敞的天井、廳堂和兩邊廂房，樓層或二、三層，也有四層的，底層專收購茶葉，二層為精制茶作坊，三層做倉庫，四層則是雇工宿舍。一律的通間木結構，三面三合土墻，一面店門板。為防賊(火)，門皆包鐵皮，內(nèi)襯巴掌大的竹葉。
與茶街一溪之隔的商業(yè)街，140余家酒肆、飯館、客棧、布店、魚貨、藥鋪、京雜比鄰相肩，媽祖廟、真武橋、戲臺點綴其間。福安稅務局，當時叫“厘金局”，設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。
就在吳庭元擔任福安縣商會會長期間，1915年，“坦洋工夫”紅茶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，和貴州茅臺同獲金牌獎章。消息傳到坦洋小村，猶如投下震蕩彈，瞬間又將坦洋蝶變?yōu)橹苓叢鑵^(qū)巨大的虹吸平臺。這一年，經(jīng)三都澳出口的紅茶比1912年增加了43%。
因此，每到茶季，政和、壽寧、周寧和泰順的茶商連夜把毛青茶裝在布袋里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，制成工夫紅茶。那時的挑夫為了趕夜路，都要跋山涉水，憑著一雙鐵腳板，每人備一盞蠟燭燈籠裝在長竹蔑一端，照著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，另一端則別在挑夫后背固定著。一到茶葉旺季，坦洋周邊茶區(qū)的山間小路，常有火龍在崎嶇山間蜿延，往坦洋方向趕路。第二天早上，坦洋茶街便迎來各個茶區(qū)的挑夫長隊，滿街的“吱呀”聲，滿街的茶青香。
吳庭元的“元記茶行”便也寄托著茶區(qū)茶農(nóng)的希望。男人們除了下田種地，就是到“元記茶行”等茶行打工，而女人們就是在茶行當揀茶工，實實在在賺些銀元過日子。在茶季最繁忙的季節(jié)，“元記茶行”還會雇外地人幫工。村里住不下了，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腳搭起草寮棲居。到最高峰時，“元記茶行”年雇工百余人，揀茶工二百多人，年產(chǎn)精制“坦洋工夫”干茶2000多擔，利潤5萬銀兩。每年發(fā)放“茶銀”時，“元記茶行”則需要七十多人挑著140多桶(每桶裝1000塊銀元)銀元，從坦洋挑到產(chǎn)茶基地嶺下村，發(fā)給當?shù)夭柁r(nóng)。
采茶、揀茶、制茶，各個生產(chǎn)環(huán)節(jié)雇的工人多了，便需要小額銀幣支付，但當時小額銀幣流通量不足，吳庭元等茶商便開始各自發(fā)行小額“茶銀票”，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資?，F(xiàn)存最能體現(xiàn)專為支付揀茶工發(fā)行的“茶銀票”是坦洋“振泰興”茶行發(fā)行的“茶銀票”：票面為橫版印刷，“茶銀票”正中間為一閩東古民居依山而建，疑似“振泰興”茶行全景。左右兩邊豎直印“壹角”，錢幣上方為坦洋“振泰興”字號名稱，中間下方橫書：民國二十二年印，底部注：整拾角換通用大洋壹元，各豎印“揀工”“暫用”二字，證實當時“振泰興”茶行發(fā)行“茶銀票”只為支付工人小額工資。
有了銀元，吳庭元便在臨街的茶行后蓋起了五座連環(huán)大厝：一仙堂、二仙堂、三仙堂、四仙堂和五仙堂，每座“仙堂”都有六間堂屋和八間廂房，雕欄玉砌，寬敞的天井、大廳、回廊、魚池、花壇氣派之至。吳家宅院旁還建起了一棟小洋樓，二層土木建筑，紅漆門窗，半圓彩色玻璃，旋轉樓梯，扶手雕花。后院還有橘園，可遠眺坦洋茶山。小洋樓專門接待外商。1910年，有一俄羅斯茶商來考察“元記茶行”，便住在這座洋樓里。
閩東雖然依山臨海，臨海但少有腹地，依山卻溝壑縱橫，因此大多的村莊都選在谷地中臨溪的沖積小平原，地貌是狹長的，往往是臨溪一條街逛到底，沒有縱深。那時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，熱鬧，但街道很窄。為了給俄羅斯客商留下好印象，他便以生意很忙為由，躲得遠遠的，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，好生招待。直到俄羅斯客商要走了，吳庭元才露面陪著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，還說，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，你匆忙要走，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帶你看了。這位俄羅斯茶商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，聽得一愣一愣的，反而還有一種莫名的感動。最后，俄羅斯商人和“元記茶行”簽下一筆50噸“坦洋工夫”茶的大單。吳庭元的這一大手筆，在當時的福建茶界也是擲地有聲。
早期，福安坦洋運往福州的茶葉除了全程走水路，還有一條是水陸兼程，“坦洋工夫”茶運到白馬門后，再過駁輪船運到寧德飛鸞碼頭上岸，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飛鸞嶺，循官道經(jīng)羅源、連江，到達福州口岸，遠銷歐美等。這條路也是充滿艱辛。在崎嶇的山路上要走上兩三天的路程。吳庭元的父親吳步云熱心公益，為人仗義。不僅出資修通了曉陽往福安城關的咽喉要道嶺頭亭和寧(德)羅(源)交界處的五福亭，而且還與福安茶商一起出資重修飛鸞嶺官道。這一善行基因也傳給了吳庭元。
民國初年，有兩個女人找到設在福州蒼霞洲的“元記茶行”避難。一聽說這兩人是被通緝的革命黨人楊正國的妻女林秀欽、楊云英。吳庭元二話不說，就把他們藏匿起來，還盛情款待。吳庭元的豪氣令楊云英心生戀意，后來和吳庭元結合，生一女，名：桂珠。1938年2月，其女桂珠成婚，吳庭元以每年三百擔稻谷田租、還有洋樓、花園作為陪嫁。女婿高誠學是當時的福安縣長，又用這些嫁妝在福安溪柄創(chuàng)辦了“歸田農(nóng)場”，也就是現(xiàn)在的寧德市農(nóng)科所。
民國23年(1934年)，也就是吳庭元31歲那年，正是“元記茶行”最紅火的時候，鋪面突遭大火，全部被焚。吳庭元連死的心都有了，但他心有不甘，想重建“元記茶行”。他到村里瓦匠家訂購瓦片，而那瓦匠卻和他說：“吳老，這些錢不多，您先拿著，等來年茶銀發(fā)放時再還吧。”
鄉(xiāng)人對他的信任，這又給了他重振雄風的信心。
終于，擁有12個鋪面的“元記茶行”重建起來了，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標注鋪面門板和茶具。
吳庭元雄心勃勃，但戰(zhàn)爭烽火卻又阻斷了通往東南亞和英倫的海上茶路，“元記茶行”和吳氏家族再度門庭冷落，擁有30多家茶行、各類店鋪140多家的坦洋茶街，也頓別車水馬龍，僅剩11家茶行?！疤寡蠊し颉碑a(chǎn)量由10萬箱降至4萬余箱。
雖然不景氣，“元記茶行”產(chǎn)量也銳減至二三百件，但心氣甚高的吳庭元還是堅持了6年。后來日本人投降，吳庭元把關停了2年的“元記茶行”傳給了兒子吳奇玉。
吳奇玉雖然不付重托，讓“元記茶行”重新開業(yè)，最高峰時，也曾生產(chǎn)五六百件“坦洋工夫”紅茶，但已是日暮西山。解放前夕，“元記茶行”香隕人散。
1982年，“元記茶行”第3代傳人吳潤民在社口鎮(zhèn)區(qū)復出，他墾荒山，種茶園，辦茶莊，做綠茶，希圖喚醒吳氏家族的百年茶夢。但一次生意的失敗，卻讓吳潤民退出茶界，只能每年做上幾十斤的“坦洋工夫”紅茶，面上是為了打發(fā)生計，其實他是不想讓祖上傳下來的傳統(tǒng)手工制作“坦洋工夫”技藝在他這一代消逝。
2018年開春，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來，好的“坦洋工夫”紅茶每公斤能賣到四五千元，這讓吳潤民看到“坦洋工夫”的新希望，心一熱，便收了40歲的侄兒吳高峰做徒弟，還一起合辦了“坦洋工夫”菜茶育苗場，復墾了三四十畝老茶園。
作為村里沿用傳統(tǒng)手工技藝制作“坦洋工夫”的幾位老茶人之一，吳潤民還重操技藝，親手制作了200多公斤“坦洋工夫”紅茶，沒想到銷路還很好。這又讓他重燃“元記茶行”復興之夢。他和族人商量，要將在別人手里使用的“元記茶行”買回來……
現(xiàn)在，“元記茶行”已重回吳氏家族，由吳潤民弟弟的兒子在經(jīng)營，只可惜，吳潤民老人已經(jīng)去世……
茶帶給人繽紛的愉悅，但茶葉的歷史卻充滿著無盡的痛苦與欲罷不能的奮斗。
(三)
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記錄，最真實還原了福建茶區(qū)的茶季，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長途跋涉的辛苦——
“這個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嶺，走半天就可以到。坐兩小時的轎子到山下，再沿著陡峭，但鋪得很好的花崗石板的山路拾階而上，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。清晨5點即可看到三四個苦力結幫成伙地下山，每個人都挑著兩個大布袋裝著的茶葉，約有120 斤重。天越亮，人數(shù)越多，形成了一條綿延不斷的人流，蜿蜒通向港口。許多大樹參天的地點擠滿了吃飯、睡覺的苦力，小路上都是竹扁擔和茶包。這苦力不全都是從北嶺來的，因為這條路通遠方各產(chǎn)茶區(qū)。這些苦力要在崎嶇的山間小道上走二、三天，在5、6、7月份間，這里喧嘩吵鬧，充滿了生機。”
這一段文字寫于一八八一年(清光緒七年)間，作者是閩海關稅務司愛格爾。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，經(jīng)閩海關出口的茶葉達663000擔。閩海關已然超越上海、漢口，成為當時中國茶葉出口的第一大貿(mào)易港。春風得意的愛格爾到福州北嶺茶區(qū)視察，那筆調也是輕松，內(nèi)心的喜悅也躍然紙上。
泛船埔天主教堂
至民國時期，福建茶區(qū)東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為中心劃分的，北路茶區(qū)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閩東地區(qū);西路茶區(qū)就是閩北地區(qū);南路茶區(qū)以安溪為中心，涵蓋了今天的閩南閩西區(qū)域;福州掌領東路茶區(qū)。
福州北嶺是當時福建北路茶運的主要通道。也正是這一年，福安一縣茶葉出口42000擔，產(chǎn)值100萬大洋，創(chuàng)下歷史記錄。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也是由此進入福州港。
這段文字被愛格爾記錄在了《閩海關年度貿(mào)易報告》。因此，把《閩海關年度貿(mào)易報告》當做福建茶史來讀也未嘗不可。
那么，在《閩海關年度貿(mào)易報告》中，我們可以依稀聞到“坦洋工夫”的余香嗎?
有的——
1856年(清同治四年)，《閩海關年度貿(mào)易報告》首次提及福寧府生產(chǎn)紅茶和銀針白毫。
1875年(清光緒元年)，《閩海關年度貿(mào)易報告》最早提及坦洋紅茶的官方記載：“板洋紅茶比初期也提價3兩”。
而正式出現(xiàn)“坦洋茶葉”提法的是1883年的《閩海關年度貿(mào)易報告》：“特別應當提一下兩個最重要地區(qū)，坦洋和邵武的茶葉。坦洋茶葉火候不到……”但隨后的大多數(shù)年份，《閩海關年度貿(mào)易報告》還是以“板洋茶”相稱。
坦洋工夫首創(chuàng)于1851年，其實也是正當時。在此之前，福州口岸雖然開放，但清政府仍禁止閩茶從海路出口。曾任福州的英國領事衛(wèi)京生在《福州開辟為通商口岸早期情況》中回憶說：“1852年叛亂分子(太平軍)蹂躪江西全省，使該省境內(nèi)一切貿(mào)易和交通等活動陷于中斷，結果使原來通過江西陸運到廣州出售，再由廣州運去歐洲的福建茶葉，那一年竟無法運到廣州市場……福州這時已成和各產(chǎn)茶區(qū)維持交通的唯一口岸”。
福州港舊照
英國人是率先到達福州的。1844年，英國人駐福州領事到達福州，開設了第一家領事館。英國人堅持要開放福州，但清政府認為已經(jīng)開放了廈門港，沒必要再開放福州。清政府為此和英國人展開了近十年的拉鋸戰(zhàn)。太平軍的侵入，茶葉的大量囤積，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開埠福州。但開放后的商機卻被精明的美國商人搶了先機。
這時，美國第二個在福州設立了領事館，美國旗昌洋行也瞧準了商機，派員攜款到武夷茶區(qū)大量收購茶葉，然后包租船運到福州口岸出洋，至此，福州口岸不準出口茶葉的禁令被打破。1854年，清政府開放茶葉貿(mào)易。到1855年，在福州專事茶葉貿(mào)易的洋行已有五家。
1861年，閩海關新關正式成立，而閩紅新銳坦洋工夫正借此機會，水陸與水路并進，向著福州口岸進發(fā)。
倉山老街區(qū)圖
走陸路的，一般都是“京莊綠茶”所用的毛茶，挑夫用布袋包扎，每袋五六十斤，袋內(nèi)襯白竹葉防潮，扎緊的袋口加蓋印章，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，銷往北京地區(qū)。福安坦洋也產(chǎn)綠茶，每年也有幾萬袋的銷量。
走水路的，有兩類。一類是蘇莊紅茶，多是茶梗、茶末等精制紅茶的下腳料制成，每件一二百斤，用篾簍包裝，船運到蘇州，再轉華北、蒙古、西藏等地。
另一類就是洋莊紅茶，也就是工夫茶，主要銷往海外市場。這類茶全用木箱包裝，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。箱內(nèi)套轉錫箔紙防潮，再內(nèi)襯扣紙。茶葉轉箱后，釘箱、外貼棉紙、加蓋商號、再刷桐油，包裝十分考究。
水是茶的紅顏，更是茶的手足。
福安的長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閩東的兩大水系，它們不僅為茶樹生長提供了良好的水資源，也是茶葉運輸?shù)闹匾降溃B同兩大水系出?？诘谋姸嗵烊涣几郏矘嫵闪说锰飒毢竦牟枞~運輸樞紐，這是其他茶區(qū)無法比擬的。
坦洋下街
坦洋溪上有一種船叫溪船，一噸左右，類似江浙的烏篷船，便是長溪上的“速遞小巴”。每到茶市，坦洋溪上的真武橋便是最繁忙的茶市，來至壽寧武曲的茶農(nóng)挑著茶青到這橋上和坦洋茶行交易，而橋下流水潺潺，便是“速遞小巴”搶生意的好時光。此時，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滿坦洋溪，等候著茶葉成品的外運。橋上熙熙攘攘，橋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。所以夜晚的真武橋也是熱鬧著。挑夫柱杖的敲地聲和船夫啟運的吆喝聲相交融，此起彼伏。茶市一般時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燈、煤油燈和竹篾火把。夜幕降臨，真武橋上下徹夜交易或搬運，也是一線如螢火閃動，格外興旺。除了十一、十二月日子清淡，剩余的十個月，坦洋都因茶熱鬧非凡，普通采茶女都能賺得“白銀三百兩”“衣衫三十箱”。
溪船大約能裝載10擔的洋莊紅茶。從真武橋下啟運，二個船夫，前者撐篙，后者操槳，一路順流而下。坦洋到賽岐31海里，賽岐到馬尾98海里。坦洋溪船到賽岐碼頭，朝發(fā)夕至;再過駁大船運往福州口岸，也是一潮可達。
1899年，清政府在三都島設立福海關，生產(chǎn)于閩東北的工夫紅茶都要在三都福海關完稅后，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間的輪船公司與各茶幫簽訂裝運合同后，再過駁輪船運往福州口岸出口。1918年，福安實業(yè)家王泰和購買輪船，開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線，從賽岐出發(fā)的北路茶運到三都后即過駁到王泰和的“江門號”輪船，再直抵福州口岸。到了1927年，坦洋茶商胡修誠在賽岐創(chuàng)辦了“裕通輪船公司”“裕泰來茶葉有限公司”。隨后，福安茶商又合資成立了“福壽輪船公司”，實現(xiàn)了用輪船將茶葉從賽岐經(jīng)三都福海關報稅后，不再過駁，而直接運往福州口岸的夢想。
三都港到馬尾的航線距離僅74海里，按當時的普通輪船每小時20至25千米航速計，6個小時即可到達。而武夷山的茶葉沿閩江水系順流而下到福州卻需4天。海運交通的優(yōu)勢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機。雖然三都澳福海關在福建茶葉出口貿(mào)易中，只充當中轉港的角色，但1899年至1949年，從三都港中轉出口的茶葉占福建出口茶葉的47-60%，甚而占全國茶葉出口的6.422-30.19%卻也在情理之中。
那么，福州的茶港設在哪里呢?
最早在倉山的泛船浦、海關埕一帶，后來隨著茶市的欣榮，便漸漸外延到了臺江，在閩江及其周邊水域建了大量簡陋的道頭。但泛船浦一帶始終是茶港的核心區(qū)域。歐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。咸豐十一年(1861年)七月十四日，由洋人介入的閩海關新關在倉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。隨后，閩海關稅務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兩層的西式辦公樓，這地方因此被稱為“海關埕”。閩海關也隨之成立了“閩海關俱樂部”。怡和洋行大樓更是矗立在海關邊。許多洋行也趨之若鶩。隨著洋人和華人員工暴增，倉庫、驗貨廠、碼頭、員工樓房也是雨后春筍，密布泛船浦。
每到茶季，泛船浦人潮如蟻，一派繁忙。坦洋工夫茶從賽江出發(fā)，順著潮水，一船船的運到泛船浦。由于泛船浦屬于內(nèi)港，許多外國商船多位大噸位船舶，無法駛入內(nèi)港航道，只得將商船停泊在馬尾羅星塔對岸的伯牙潭水域，所以通關后，坦洋茶商還要雇傭閩江上絡繹不絕的舢板、烏篷船，將茶葉過駁，泛船浦碼頭的岸邊搬運工人則忙著卸貨，分類包裝，再裝到舢板、烏篷船，運到停泊在羅星塔海域的外國商船。清政府為便于管理，干脆在伯牙潭設置了閩海關伯牙潭分關，建起了辦公樓、住宅樓、瞭望臺等，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辦公。
羅星塔
文章在工夫之外。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異軍突起，其實也靠更廣義的“工夫”之外的“工夫”——
茶葉，是清朝的經(jīng)濟支柱產(chǎn)業(yè)。鴉片戰(zhàn)爭之前，茶葉長時間占據(jù)中國出口商品的榜首。鴉片戰(zhàn)爭后，中國出現(xiàn)了茶葉“代購”，幫外國人購買中國茶葉。此后，在通商口岸陸續(xù)開設了專門和外國人進行茶交易的茶棧，數(shù)百家茶棧成了內(nèi)地茶商和外國洋行交易的中間人。
坦洋茶街最熱鬧時，大茶行就有36家，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運營。商號、商標和茶銀票家家皆有。從發(fā)放銀票、收購茶青、精制出廠和售后服務已經(jīng)形成完整的營銷鏈條。甚而到了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，他們更接上了運輸?shù)逆湕l。從這層面看，坦洋茶商應該是閩東最早的實業(yè)家。坦洋工夫之所以能遠銷海外，和坦洋茶商對茶貿(mào)的踔厲試水是分不開的。
當然，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棧，專門負責和外商、洋行接洽。
茶棧，茶棧亦稱箱茶幫。茶葉運往福州后，箱茶(紅茶)即放在茶棧出售，茶棧處在采制商(內(nèi)地茶莊)與出口洋行之間，專事介紹輸出貿(mào)易，從中抽取傭金。此外茶棧常貸款給茶商，利率為一分六厘半，茶棧本身資本也不雄厚，多轉向福州錢莊告貸，定期還款，謂之期票，以一分或一分二厘為利率，利率相差，即茶棧之利益。
茶棧品茶室
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棧還運用了記賬的營銷手段。
當時，在上海和漢口購茶都要付現(xiàn)款，其中在上海購進茶葉每包過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。而在福州，包括福安茶商開設的茶棧，貨款是可以記帳，茶商還允許有大筆結欠，可拖延幾個月甚至跨季節(jié)付款。年成好時，這些欠款得以清償;年成不好時，就轉到下一年支付。有的不需要貸款的商行，還利用匯率進行投機，即在匯率高時按市價賒購茶葉，到發(fā)貨量下降以致匯價出現(xiàn)下跌時再付款，從而使他們能夠獲得一筆額外的財富。靈活的金融運營方式，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、漢口兩大茶港，成為當時中國茶葉出口的第一大貿(mào)易港。
而這種記賬的營銷手段卻是以誠信為根本，更是福安坦洋工夫異軍突起的重要推手。
清朝后期，福安茶商“旭哥”開設了“旭記茶行”，平時靠收購茶農(nóng)的茶葉后，與別人“拼件”雇船或跟“順風船”運到福州販賣。據(jù)說有一次，旭哥運三十袋茶葉到福州茶行，其中10袋為精茶，20袋為統(tǒng)貨。帳房先生開出銀票后，旭哥也沒細看。當夜，旭哥回客棧，掏出銀票認真一看，帳房先生將三十袋不同等級的茶葉記反了，變成了精茶20袋和統(tǒng)茶10袋，要知道，精茶和統(tǒng)茶的差價是很大的，這讓旭哥一夜翻來覆去沒睡好。第二天黎明，旭哥就懷揣銀票，直奔茶行，向老板道明緣由。茶行老板頓生信任，當即交待店伙計：以后旭哥送來的茶葉，其等級和重量，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帳單計算，免檢入庫。從此，旭哥茶行因為誠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揚名，生意也如旭日東升!
這些茶棧還吸收了西方經(jīng)營方式。茶棧里專設評茶室，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編號，茶客可以聞香氣，辨茶色，挑出心儀茶品，據(jù)編號點茶。坦洋茶香之所以綿綿不絕，與其順應中外交流是分不開的。
隨著出口茶貿(mào)的興隆，報關業(yè)也愈加發(fā)達。最興旺時，倉山區(qū)有六十多家報關行。開關后僅僅兩年，1863至1864年的茶葉旺季，由閩海關出口到英國、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茶葉總計達到5800萬磅。再過12年，到1886年，閩海關出口茶葉達到45000噸。其中一半出口英倫。六年后，俄羅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開辦阜昌茶廠，福州和漢口成為中國最早機械制茶的城市。
那么，以坦洋工夫領銜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風破浪到達英倫呢?
金秋時節(jié)，泰晤士河口何時出現(xiàn)來自中國的茶船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關心的話題。從19世紀的50年代開始，為了更快地將茶葉從福州運到英國，倫敦茶店的貨主們便重金懸賞，看哪艘運茶船首先到達泰晤士港，于是從中國到英國的萬里海上茶路上，就出現(xiàn)了運茶船之間爭奪錦標的競速比賽。
1866年5月，一共有16艘裝滿閩紅的英國運茶船停泊在羅星塔下，等待著5月末開始的西南季風，以便開始運茶船的競速比賽。
運茶船“愛麗兒”號模型，英國格林威治博物館藏
5月28日17時，第一艘運茶船“愛麗兒”(Ariel，鐵脅木殼船)攜帶550余噸閩紅茶，沐浴著晚霞，沿著波光如綢的閩江緩緩而行，經(jīng)閩安江峽，過五虎門。一進入公海，“愛麗兒”便鼓起風帆，向著萬里之外的倫敦飛剪而行，也揭開了運茶船競速比賽的序幕。
這些運茶船的航跡便被現(xiàn)代人稱為中國海上茶葉之路：全程超過22500公里，從羅星塔出發(fā)，經(jīng)臺灣海峽進入南中國海，穿過爪哇島附近的巽他海峽，橫跨印度洋，再繞過非洲大陸南端的好望角，駛入大西洋，最后從英吉利海峽轉入泰晤士河，到達目的地倫敦。這條航路雖然一路驚濤駭浪，是人類航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航程，但也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一葦貫通的黃金通道。
但關于茶葉出口貿(mào)易，并不僅僅是牧歌式的詩與遠方。
坦洋茶也和其他閩紅一樣，常常在茶葉中加入少量茶末，可以使茶葉在海上長時間運輸過程中能夠保持一定的香味。
但閩茶商在出口茶中摻雜大量茶末，從而引起洋行反感，為此抑價，雙方打起價格戰(zhàn)，常常也是硝煙四起。
1876年《閩海關年度貿(mào)易報告》:“北嶺茶和板洋茶價格與上年差不多，但質量差于往年……繼則有一些極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葉啟運倫敦，價目不明。”“本年的茶質很差，除第一批茶葉，包括板洋茶在內(nèi)的某些數(shù)量外，質量低劣，摻有大量茶末，這已成為老規(guī)矩?！?/p>
板洋(坦洋)茶一開始，就充當了福州口岸輸出茶葉中最重要的角色，有“極品板洋茶”和“普通(板洋)茶”之分別。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歐洲普通市民的飲品，價格低，市場廣闊，需求量特別大，所以價格反而穩(wěn)定。但板洋茶實際上是一個“聯(lián)合品牌”，因為集中了福安、壽寧、周寧、柘榮、寧德等地生產(chǎn)的眾多工夫紅茶茶源，來源廣泛復雜，改造起來也就特別不容易，所以不時有關于板洋茶質量的差評。
茶商弄虛作假，嚴重影響到了外銷茶葉的質量，并進而導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葉貿(mào)易的衰退，并為印度、錫蘭等國茶葉排斥福州茶葉市場提供了口實和機會。
這樣的貿(mào)易戰(zhàn)年年開撕，常常令華商與洋商兩敗俱傷。據(jù)1866-1908年福州海關貿(mào)易報告和英國領事商務報告中對中、外茶商經(jīng)營狀況統(tǒng)計，在20個有關華商的記錄中，獲利者有6個年份，損失者有14個年份;洋商亦有20個記錄，獲利者僅4個年份，損失卻有16個年份。
19世紀70年代，英商退出漢口茶市，轉而發(fā)展印度、錫蘭等地的殖民地茶業(yè)，在國際市場上排擠中國茶。至1902年，中國茶出口萎縮到占世界茶葉市場總量的6.5%。與中歐貿(mào)易聯(lián)系疏遠相對應的，是中俄貿(mào)易聯(lián)系的加強。1880—1914年間，中國輸往俄國的茶葉增加了近兩倍，占中國全部出口茶葉的一半以上，中國茶業(yè)對俄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。
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，坦洋工夫更因為繁重的關稅和運輸費用，也被迫收縮國際市場。
1899年，三都澳福海關的設立，再次為坦洋工夫東山再起創(chuàng)造了戰(zhàn)略機遇期。為了適應國際市場對茶品質的挑戰(zhàn)，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業(yè)研究機構——福安茶業(yè)研究會成立，專事改進茶品質的研究。
1905年，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貫通。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搶占了商機。1908年，俄羅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購坦洋工夫紅茶，開啟了坦洋茶進入俄國市場的歷程。坦洋茶從福州口岸海運到大連或符拉迪沃斯托克，再經(jīng)西伯利亞鐵路運輸?shù)蕉韲蜌W洲。
1915年2月20日12時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舊金山市，一場全球大派對在這里舉行——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盛大開幕，美國總統(tǒng)伍德羅·威爾遜到會致辭，副總統(tǒng)托馬斯·馬歇爾和前總統(tǒng)西奧多·羅斯福前來助興。當天有超過20萬人參觀展館。中國政府仿照宮廷建筑風格搭建了中華政府館，亭臺樓閣，雕梁畫棟，飛檐拱壁的“中國風”吸引了8萬之眾參觀。
1866年運茶船大賽航路示意
主辦國美國從各參賽國中聘請了500名審查員組成這次大賽的評委會。中國由于展品最多，獲得了16個席位。審查分為三步，第一步為分類審查，將參賽品分細類，如絲、茶、油、麻等各為一類。第二步為分部審查，將參賽品分大部，如工藝部、教育部、食品部等。最后為高等審查，由分類、分部審查長會同各參賽國賽會委員會代表組成專門審查組，對某參賽品提出申請的得獎說明，進行評定，再由最高審查長派專員復勘，確定是否給予各等獎章。
由福建實業(yè)廳選送的福安商會茶(坦洋工夫茶)參加茶葉類展賽，這其實也是對坦洋工夫茶品質的嚴峻考驗。在賽會上，印度的紅茶和日本的綠茶因由機器制造，色香具佳，規(guī)格整齊，幾乎奪去中國市場。
最后根據(jù)《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要覽》記載：“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中國茶葉獲得金牌獎章共21個，分別是江蘇江寧陳雨耕雨前茶;上海茶葉會館三星牌紅茶;上海茶葉協(xié)會祁門紅茶;福建福安商會茶……”
折桂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金獎，坦洋工夫幾乎可以說是茶界的黃袍披身，一洗之前的“茶末”之恥，確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。但一戰(zhàn)恰此時如火如荼，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潛在的市場空間恰被硝煙戰(zhàn)火彌漫。到1921年，跌倒谷底，根據(jù)當年三都澳福海關統(tǒng)計，全年僅出口茶葉4622擔，不及1915年的6.4%。
到1922年，歐洲逐漸從戰(zhàn)后的重建中恢復了元氣。生靈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。紅茶，再次成為東西方文明邂逅的“紅顏知己”。閩東茶葉，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隨之迎來了黃金蜜月期。
民國二十五年(1936年)，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偽標志原件(每一箱出口茶葉箱內(nèi)均附上一張“防偽標志”，隨茶同行)。這張“防偽標志”的最上端是以大字體中文正楷寫著“勝大來茶公司”，隨后以英文寫著“中國茶是最好的茶”“我要采最好的茶青，由最好的制茶師傅，做出最好的茶供給你們……”又承諾“我坦洋的茶要從好做到更好，要從更好直到最好?！?/p>
一溪流水香的坦洋，三百年茶路，漂洋過海，去者如逝，敢問路在何方。
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個執(zhí)念：我香，故我在!
本文章來源自閩東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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